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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农商银行 帮扶化解金融风险 助推改制转型

202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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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


    2017年,广东省委、省政府下决心全面启动我省农信社改制组建农商行工作,力求通过改革,化解多年沉积的风险及农合机构“小、散、弱”问题。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先行者,广州农商银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勇担重任、迎难而上,有效发挥广州金融机构对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作为主要战略投资者参与省内6家农合机构改制帮扶工作。


    继2019年潮州农商银行、南雄农商银行先后开业后,今年6月24日,由广州农商银行战略控股的韶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韶关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标志着广州农商银行改制帮扶任务圆满完成。截至2020年9月末,潮州、南雄2家农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57.4亿元,较改制开业时增长16.56亿元,增幅达40.55%;韶关农商银行开业后短短3个月,涉农贷款余额10.48亿元,较开业时增长5.34%。


    痛点难点各个击破 三个“之最”展先行者担当


    被帮扶机构“小散弱”问题突出、历史累积风险高,改制资金缺口大、风险处置压力大、体制机制重塑难度大,成为广州农商银行帮扶的痛点和难点。为了各个击破痛点和难点,广州农商银行迎难而上,不仅成为省内出资最多、对口支持的高风险机构数量最多、投资入股股份比例最大的帮扶机构,而且认真践行“注资、注智、注制”并举,发挥自身专业和经验优势,在按照市场逻辑推动改制机构体制机制转换方面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


    “2017年末启动改制时,我们对口帮扶的6家农合机构资金缺口巨大,其中5家农合机构改制前属于高风险机构。”广州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行对口帮扶的两市三地6家农合机构,由于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及背负的历史包袱,信用风险长期得不到有效化解,风险抵抗能力与承受能力薄弱,不良贷款额与不良贷款率双双高企。


    不仅如此,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沉淀,大部分农合机构业务规模位居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前列,对当地金融系统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旦发生风险事件或风险化解处置不当,都将对当地社会经济稳定产生不良影响,其风险处置异常困难与复杂。


    同样困难重重的是,农合机构改制不是简单地更换招牌,而是要从公司治理、经营机制、市场定位等方面对原机构全方位重塑、转换,确保“穿新鞋走新路”。一方面,广州农商银行对口帮扶的6家农合机构资产规模超500亿元,员工队伍合计超2300人,合计均存在法人治理不完善、经营机制僵化、内控机制乏力等高风险机构普遍存在的问题,历史包袱较重,体制机制重塑难度较大。另一方面,该行对外投资还受到自身资本约束类指标、上市申报、对外投资决策压力等不少客观条件限制。例如,“我们对外投资6家农合机构带来的风险资产和资本消耗,将使得自身资本趋于紧张,假若资本类指标跌破监管红线,可能直接导致监管评级下调、机构和业务准入受阻等。”广州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广州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对口支持的6家农合机构中有5家为高风险机构,经改制重组后均摘掉了高风险的‘帽子’,其中潮州农商银行是全国近10年来首家获批的地市统一法人农商银行,改制工作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认同。”


    2019年6月底,广州农商银行战略入股的潮州农商银行正式挂牌开业,不良贷款率从原来的两位数大幅下降至1.64%,各项主要监管指标均满足监管要求,实现从高风险农合机构到全新农商银行的华丽蝶变,探索出通过合并改制化解风险、提升支农支小服务能力的农信社改革的方法。


    “注资、注智、注制” 三箭齐发树业内标杆


    “注资、注智、注制”,无疑是广州农商银行引领新组建农商银行深化改革转型的不二法宝。在改制帮扶工作中,广州农商银行始终坚持市场逻辑,探索出高风险机构老股金处置、管理权模式创新、法人治理重构等做法,不仅在业内具有较强开创和示范意义,也为省内其他高风险农合机构改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和参考案例。


    首先,坚持管理权模式创新,遵循市场化逻辑突破农合机构原有管理体制约束。新组建农商银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在董监高人员提名和任免、系统和机构标识选用等方面享有充分独立自主权。


    其次,坚持新老股东共同发力,首开省内农合机构改制新老股东“同股同价”先河。鉴于原潮州3家联社资金缺口巨大,新投资者需以较高溢价认购新募集股份以达到组建农商银行标准,为提高投资者信心,该行依据“同股同权”原则,并结合对原自然人股东的适当保护,提出老股东可自愿选择折股、现金补差和退股三种处置方案,推动创新解决高达10亿元的老股金处置问题,为解决同类高风险机构改制投资“瓶颈”提供了有益借鉴。


    再次,坚持股权结构优化,首行全面战略控股。该行增强责任担当,对帮扶机构均加大战略持股比例至50%以上,为新组建农商银行遵循监管导向转换经营机制,坚守支农支小定位奠定股权纽带和公司治理基础。


    在重构公司治理机制方面,该行一是指导新组建农商银行落实党建进章程和“三重一大”决策机制,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体系;二是主导设计和搭建“三会一层”治理架构,建立符合监管规定和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法人治理架构和议事规则;三是指导新组建农商银行重塑制度体系,梳理修订内部管理制度1107份,涵盖公司治理、风险、人事、财务、业务管理等各个领域。


    在加强风险防控和不良处置方面,广州农商银行积极发挥专业优势,帮助帮扶机构化解存量风险。一方面,同步引入该行从多年经验中探索出来的“一工程两行动”风险管理项目,通过强化业务过程管理与人的行为管理,将风险管理工作前置,融入日常工作,重视事前预防与长效机制建立,并帮助通过“强化以市场化方式创新不良清收工作机制”,提前介入新增不良处置,专项清收存量不良资产。另一方面,派出专项工作组指导不良资产处置重点户的攻坚清收,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下,潮州农商银行某商业项目大额不良贷款成功处置,一举实现涉诉标的物拍卖收回贷款本息近2亿元,并通过处置股东购买不良资产包收回现金超3亿元。


    回归支农支小本源 金融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改制开业以来,被帮扶机构的金融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潮州、南雄、韶关3家农商银行依托广州农商银行产品和业务支持,积极推进产品创新,产品种类逐渐丰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显著提升。


    “在改制化险后,我行充分调动管理和资源优势,在公司治理、定位引导、全面风险管理、审计监督、运营管理等方面不断加强指导和支持,全面树立稳健、审慎、合规的经营理念,推动被帮扶单位回归本源本地,聚焦主责主业,不断提升金融服务适配性。”广州农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说。


    广州农商银行聚拢内部资源,为被帮扶机构金融服务能力提升提供了支撑。例如,依托信息科技力量,统筹资源支持增强了对帮扶单位经营管理和业务发展的科技支撑,成立专项工作组大力推进系统回迁工作,目前已于2020年11月14日正式完成潮州农商银行系统回迁工作。同时,广州农商银行借鉴同业先进经验,大力建设客户经理移动工作站、小微金融平台、微信银行,为拓展获客手段提供得力工具。此外,该行将成熟的“支农支小”商业模式、微贷技术、优势金融产品和配套管理流程植入帮扶单位,持续丰富控股农商银行产品体系和服务方式。


    据介绍,广州农商银行监督和引导帮扶农商银行专注服务县域城乡居民和小微企业,专注传统信贷主业。将户均贷款、单户100万元以下贷款占比等指标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增强支农支小的内生动力,并大力推广“珠江一家亲”“粤菜师傅”等小微拳头产品,指导发挥决策链条短,经营灵活的优势,打通三农及小微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改制化险以来,潮州、南雄两家农商银行2019年全面完成小微企业“两增两控”和涉农贷款监管目标任务,为精准滴灌地方经济、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截至2020年9月末,潮州、南雄2家农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57.4亿元,较改制开业时增长16.56亿元,增幅达40.55%;小微贷款余额119.03亿元,较开业时增长22.3亿元,增幅23.05%,均高于当地同业平均增幅。韶关农商银行自2020年6月24日挂牌开业以来,截至9月末,涉农贷款余额10.48亿元,较开业时增长0.53亿元,增幅5.34%;小微贷款余额36.90亿元,较开业时增长3.33亿元,增幅9.91%。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化险改制还为当地金融生态环境带来了新气象。“你好,我是来还贷款的,请问应该怎么操作?”新年一过,70多岁的黄某来到潮州农商银行的网点。前不久,长久欠款不还的他登上了失信人名单,终于意识到逃废债后果。黄某主动要求还款,“我不希望孩子们认为我是一个‘老赖’。”


    黄某的转变,来自潮州农商银行改制过程中,为压降不良贷款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潮州农商银行行长陈燕胜表示,农合机构通过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发布清收不良贷款、打击片区贷款和逃废债的公告,在农信大厦LED屏滚动播放、各联社公众号推送等方式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发布农信社催收债权公告,形成浓厚的社会监督氛围和打击逃废债的高压态势。


  • 来源:广州农商银行    编辑:李佳浩